头回见陈佩斯，是看话剧《万水千山》。他演个匪兵甲，就一小角色，一场戏，可真让人忘不了。
那会儿他演个被红军抓着的逃兵，军帽歪在头上，脸上贴块胶布像补丁，一条裤腿卷到膝盖，衣裳灰扑扑皱成一团。就这打扮，反倒把角色演活了。站在台上，哪怕没词儿，光缩着脖子、眼神乱瞟的样儿，就把逃兵的慌张和那点机灵劲儿演透了。
当时我在福州军区话剧团，散场回宿舍的路上，大伙儿都在说这个匪兵甲：”那小角色演得绝了！”” 眼里全是戏啊！” 我心里想，佩斯这小子，真是块演戏的料。
说起来也巧，那时候我们算是 “互相知道，没打过交道”。他知道我，因为我演过《蓝天防线》《飞行交响乐》好几部电影；我记住他，就凭舞台上那个匪兵甲。
真熟起来，是在八一招待所的电话机旁。八十年代初，电话少，招待所那两部掉漆的电话，比食堂还热闹 —— 打长途得排队等。佩斯常来打电话，等久了就靠在门框上跟我唠几句。一来二去就熟了，后来每次打完电话，他都到我屋里坐会儿，聊聊天。
那时候没什么玩的，琢磨演戏是最上心的事。改革开放后，文化圈像刚化冻的河，到处都缺新鲜的表演。有天，佩斯一拍大腿：”咱们平时练的小品片段，能不能改成单独的表演？” 我一听就来劲：”这主意行！”
就这么着，招待所那间十平米的小屋，成了我们的排练场。台词不顺口，就拆了重说，一个语气词都得磨十几遍。后来红遍全国的《吃面》，就是在那些夜里一点点攒出来的。
1983 年秋末，春晚导演黄一鹤找我们，问能不能给 1984 年春晚准备个节目。我俩一口答应，没想到成了场 “磨人的活儿”。
《吃面》的剧本改了一冬天，在国家体委旁边的宾馆里，我们常对着稿子发呆，你看我我看你。有时候卡壳了，就坐六路汽车回八一厂躲躲，可没多久，人家又打电话催我们回去改。现在想起来，排练从来都是苦的。
快演出前，我们在体委宾馆厨房试演，佩斯端着空碗 “吸溜吸溜” 假装吃面，大伙儿笑得直不起腰，还有人笑瘫在地上。可这 “太逗了” 反倒成了问题 —— 没人知道这节目能不能上春晚。
大年三十那天，我们还在体育宾馆屋里等着。窗外从下午就放鞭炮，我俩心里没底。傍晚五六点，有人来接我们去后台，没说上不上。
后台人多，歌舞演员的亮片裙子蹭着我们的军大衣，说相声的在角落背词儿，我俩手心全是汗。快开演了，才临时通知我们上场。
“下一个节目，《吃面》！” 报幕声传来，我俩像被推了一把似的走上台。聚光灯一打，我俩都特兴奋，卯足了劲演。
后来《吃面》火了，我在八一厂的公共厕所里，听见俩七八岁的小孩儿抢着学台词：”你再来一碗！”” 我吃饱了！””再吃一碗”……
那段日子，我和佩斯成了最对脾气的搭档，也是最亲的兄弟。排练时的糗事、演出后的新鲜事儿，下次再慢慢说。
文/星动时刻